出道30多年僅出了一張唱片，他的演唱會卻是台灣文化人及各路政治人物出席得最多的

　　2006年台灣金曲獎的最佳詞作和最佳年度歌曲頒給了一位叫胡德夫的人。這位銀髮滿頭、身形矮壯的卑南族歌者，在台灣有著傳奇般的聲名和事跡。然而內地的普通聽眾幾乎不可能聽到過他的聲音，因為出道30多年，他第一張也是惟一的一張個人專輯《匆匆》，剛剛於2005年4月錄製完成。

　　2005年4月15日，胡德夫在台北開個唱，身處香港的龍應台得知，立刻乘機飛回台北觀看。如她所料，演唱會當場，匯聚了一干功成名就的台灣文化人及藍綠政治人物——而今在台灣，能讓兩個黨派的政治人物平靜並肩地坐在一起的，可能唯有胡德夫了。30年前，他們多半還是年輕的學子，就聽著胡德夫的歌一路走來，許多人都是胡德夫的朋友。30年後，再坐在一起的時候，很多人已分屬對立的兩方，只有當台上熟悉的歌聲響起，他們還會用手去打同一個拍子，用心去哼同一個曲調。

　　這是傳奇的胡德夫的力量。

　　現年56歲、被稱為“原住民民謠之父”的胡德夫，曾經唱響了台灣第一首創作民謠《美麗的稻穗》，在1973年舉辦過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場個人演唱會，首唱《鄉愁四韻》……他以歌參與了台灣那個動盪的時代，並成為其中標誌性的人物。

　　去年在紀念台灣民歌運動30週年的時候，台灣樂界辦了一個盛大的音樂會，羅大佑開場，胡德夫壓軸——也只能是胡德夫壓軸，因為，與胡一起並稱“民歌運動三君子”的李雙澤和楊弦，前者於1977年意外離世，後者於1982年遠走美國做了一名中醫針灸師。其他民歌運動早期的關鍵性人物，有的做了唱片公司總裁；有的做了政客。歌手胡德夫的孤獨是那麼刺目。

　　《匆匆》不是一張最新創作集，它收錄了胡德夫在過去30年間陸續唱過的12首歌，其中大多已是流行音樂研究者收藏的經典。專輯並非在專業的錄音棚裡完成，而是在胡德夫早年就讀的淡江中學的小教堂裡錄製的，惟一的伴奏樂器是40年前那架斷了兩根弦的老鋼琴。錄製共花了兩天時間，其間，胡德夫和朋友們時不時地談笑，看著窗外的日影移動，很多廢棄的母帶裡夾雜有蟬聲。對於一張歌迷等待了30年的唱片來說，這樣的錄製過程多少顯得有點漫不經心。

　　上世紀70年代，李雙澤發出“唱自己的歌”的呼喊，胡德夫第一個站了出來，30年來以不斷的現場吟唱和平均一年一首的超低創作率貢獻著純種的台灣“野生音樂”。70年代時，胡德夫一度是台北價碼最高的鋼琴酒吧歌手，但是在響應“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後，就再未把自己的歌用做商業用途。

　　1999年後，胡又以知天命的年紀再次折返山地鄉間採集整理千百年來原住民的自由吟詠，並試圖將其發展為能夠獨立於世界音樂之林的“海洋藍調”(Hay-Yang Blues)。

　　當30年後胡德夫終於帶著一張唱片和他的原住民歌唱團隊來到大眾面前的時候，人們確信胡德夫依然挺立，台灣的“野生音樂”依然挺立。

　　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胡德夫正在台灣屏東大武山的一個文化園區內，參加某原住民電視台成立一週年的台慶活動。雖然電話的信號很差，但仍可以聽出胡德夫的聲音與他滿頭白髮的形象及滄桑粗礪的歌聲形成明顯反差，年輕堅決得就像一個小伙子。

　　“讓人們能夠覺醒起來，是我的榮幸”

　　中國新聞週刊：作為上世紀70年代民歌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你對那個時代的民歌是什麼樣的感情？

　　胡德夫：在原住民的孩子裡，我能夠碰到那樣的時代，碰到席德進、李雙澤那樣精彩的人物，是我的榮幸。在那個年代，和他們一起關心這片土地上有沒有歌的問題，讓人們能夠覺醒起來，是我的榮幸。

　　中國新聞週刊：由你唱出的卑南族人自己創作的《美麗的稻穗》，成為台灣唱響的第一首“自己的歌”，當時是什麼樣的背景？

　　胡德夫：70年代初，我在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也是台灣最早的咖啡雅座唱歌。那裡晚上不趕人，很多朋友拿著吉他過來一起唱。後來哥倫比亞就成為台灣民歌運動最早的搖籃。當時我們唱的都是英文歌，Bob Dylan之類。有一回，李雙澤一定要我唱一個卑南族的歌來聽，我搜腸刮肚後僅憑著模糊的記憶唱出了這一首《美麗的稻穗》。後來李雙澤為我辦了“美麗的稻穗”原創演唱會，還一張張地手繪海報。演唱會當天居然爆滿，很多人從頭跳到尾，這使我第一次看清楚了大家心裡的渴望。

　　中國新聞週刊：李雙澤對您的影響很大。

　　胡德夫：唉，李雙澤這位同學，我覺得我這輩子都有他盯著我走。有一次，在淡江大學一個演唱會上，李雙澤在台上質問(同學們)，“為什麼唱的都是西洋歌？我們自己還有沒有歌？”同學們竟然想不出來。他當場打碎一個可口可樂瓶子，說“《國父紀念歌》總會唱吧”，於是最後就一起唱了，場面非常震撼。那以後，“唱自己的歌”作為一句口號，一個思考，首先在校園裡爆發了，很多學子開始在自己抽屜裡寫歌。

　　到明年，他就走了30年了，這些年來他的歌我經常唱，每次唱的時候都像跟他對話，我想跟他說，“兄弟，我們的島還是那個美麗的島，我也還在唱著。”

　　“我只能用歌說話”

　　中國新聞週刊：80年代民歌運動如火如荼，作為肇始者為什麼你卻選擇離開？

　　胡德夫：我從小在大武山下的部落裡長大，11歲到城裡讀書，念中學、大學、唱歌，一直覺得自己過得不錯，不知道部落裡的情況。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越來越多的同胞湧到城市去打工的過程，是我逐漸去瞭解他們的真實生活的過程。越瞭解，我就覺得肩上的負擔越重。

　　1984年海山煤礦爆炸，我參加救援工作，我站在那兒，周圍到處是阿美族同胞的屍體，那以後，我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為原住民爭取權益這項行動中去了。

　　中國新聞週刊：那也是你作為歌手的黃金年代，為什麼決定棄歌從政？

　　胡德夫：當時覺得非走這條路不可。如果僅僅是做一個知識分子，我想我可以背轉身去不看他們，但身為一個歌手就不行了。我不是一個謀略家，不是一個好的運動組織者，我只是一個山上的孩子，我只能用歌說話。

　　這些年有很多朋友叫我作曲，做一首歌給多少錢，我不想那樣。如果歌只是用來謀生就大可不必了。歌不出版也可以活著唱，集會的場合，歌是最好的表達。

　　胡德夫說他從不會沒理由地去寫一首歌。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介紹每一首歌的來歷、激發他創作的事件，是他最樂意表達的內容：《為什麼》為海山煤礦爆炸而作；《大武山美麗的媽媽》寫原住民籍雛妓問題；《飛魚、雲豹、台北盆地》是對反核廢料傾倒在少數民族地區運動的敬禮；《最最遙遠的路》給在外求學的山地孩子們；《太平洋的風》想以自然風的尊貴激勵原住民的自我認知……

　　中國新聞週刊：你似乎從不為自己寫歌？

　　胡德夫：呵呵，有一首《楓葉》是給自己的，寫小時候一段暗戀的情懷。我覺得人一輩子都為自己活了，有時為別人活活也挺好的。

　　中國新聞週刊：歌曲的發表是否因你參與原住民運動而受到官方限制？

　　胡德夫：當局曾一度禁止我的聲音出現在廣播和電視上。後來我也不怎麼把它當回事了，大地之上總有我唱歌的地方。

　　中國新聞週刊：2000年後你重新系統收集整理原住民民歌，推廣Hay-Yang Blues，是否意味著把生活重點轉回到了音樂本身？

　　胡德夫：是的。我們的祖先早就告訴我，唱歌就是生活，就是態度。經過幾十年的人生，我更加相信世界上再沒有像音樂那樣純潔的東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