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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億!一片驚呼聲中,來自西部貧困省份甘肅的“億元彩王”一時間成為全國焦點。作為一種機會游戲,彩票中獎並無規律可循,但頻繁被刷新的中獎紀錄背後,隱含著我國彩票業寡頭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正面臨公益與利益的雙重考驗。
◎魏一平 插圖◎李鉞
從萬元戶到億元彩王
11月27日14時48分10秒,一位甘肅彩民在嘉峪關市62020119號投注站先購買了一注紅色號碼為6、10、12、14、16、22,藍色號碼為6的福彩雙色球“6+16”複式票,51分42秒,他又以複式投注方式加投20注。前後不過3分多鐘間隔,成為中國彩票史上一個值得記載的時刻。當晚20點50分,開獎號碼產生,當期開出22注單注獎金為5136363元的一等獎,此人獨中21注,總獎金為1.13836968億元。
“億元彩王”橫空出世,引得大批記者雲集甘肅苦苦守候,對其真實身份的調查開始彌漫在各大網站,甚至有好事網友開始為這位幸運兒折算獎金──1.13億元,等于800多萬斤豬肉,56輛寶馬760Li……僅僅在58天前由黑龍江彩民所創造的6500萬中獎紀錄被刷新,千萬富翁已經不再是中國彩民的至高夢想。
時間拉回到20年前,1987年7月27日,石家莊,新中國第一張福利彩票(當時名為“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在此誕生。來自河北正定縣西兆通鎮的的溫國斌獲得了一等獎,他用得來的2000元獎金回家辦了場體面的婚禮。這在當時人人夢想成為“萬元戶”的中國,曾引起不小轟動。
此後,10萬,100萬,1000萬元,直至1億,彩票大獎呈幾何級增長,一次次突破人們的心理預期。1999年底,中國第一位500萬元彩票大獎得主誕生。2001年初,來自湖北鄂州的一位彩民成為我國彩票史上第一位千萬富翁。2006年10月,河北一彩民獨中5000萬大獎。與此同時,彩市也像充氣氣球一樣越吹越大,從1987年的1740萬元猛漲到2006年的819.3億元,短短19年間,增長4700多倍。
來自《中國彩票年鑒》的數據顯示,我國彩市經歷了三次大幅上揚,第一次出現在1995年,由于體育彩票的正式面市,10個億的額度拉動當年的彩票銷售總額達到67.3億,是上一年的5倍。3年後的1998年,在50億元“抗洪賑災”專項彩票的拉動下,當年彩票銷售突破百億元。而進入新世紀,隨著電腦彩票的普及與雙色球、足彩等新玩法的推出,彩市膨脹速度加快,2003年突破400億元,2005年突破700億元。
“伴隨著國家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彩市壯大是正常的,但也不得不承認,在我國,這種發展速度背後有兩大發行機構之間競爭白熱化的成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彩票研究者告訴記者。
大獎頻出與寡頭競爭
據相關資料統計,在迄今為止的前十大中獎彩民中,雙色球玩法就占到一半。“表面看是游戲規則本身所致,但這還要從我國彩票市場的競爭結構上分析。”一位在彩票界從業十余年的資深人士說。
1994年4月,國家體育總局(當時稱國家體委)下轄的體育彩票管理中心成立,與民政部下轄的福利彩票管理中心形成我國彩票發行的雙寡頭,兩家競爭越來越激烈。“除去足彩是體彩中心的專利外,其他玩法幾乎雷同,你推出一個我就跟進一個,前後不過幾個月的時間。”上述資深人士告訴記者。以數字彩票為例,2004年10月18日,福彩中心在全國13個省市推出聯網銷售的福彩3D,僅一個月後,體彩中心就推出了29個省市聯網銷售的體彩“排列3”,規則幾乎沒有差別。
而在地方一級,雙寡頭的競爭更是顯見。一位在南方沿海城市任職的福彩中心主任向記者抱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興起“大獎組”銷售模式時(即“大獎組、大場面、大宣傳、大聲勢、突擊銷售”的簡稱),“就連舉辦彩票促銷活動的場地,兩家也爭得不可開交”。2004年西安寶馬彩票案後,財政部緊急叫停集中銷售即開即兌型彩票,同時伴隨著彩票發行技術的提高,福彩與體彩的競爭開始“由室外轉向室內,由規模轉向玩法”。
2000年以前,由于彩票發行大多採取網點銷售與集中銷售,大部分福利彩票玩法都出自省一級福彩中心,幾乎每個省都有自己的“風採”系列,國家福彩中心主要行使管理與統籌職能。體彩雖然在更大程度上實現了全國統一,但由于仍處在起步階段,大獎也並不常見。
2000年之後,隨著電腦彩票的逐步推廣,為區域性乃至全國聯網銷售提供了技術保障,國家福彩中心開始有意整合全國市場。與此同時,體育彩票迅猛發展,至2003年銷售額達到201億元,已經可以跟福利彩票平分秋色。一個細節或可體現雙方競爭的火藥味:2003年“非典”過後,國家福彩中心召開動員會,確定了“任務不減,指標不變,突破200億元發行量信心不動搖”的方針。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家開始變著法的競爭,而對于彩票來說,所謂的物美價廉無非就是提高返獎率,讓彩民花更少的錢,得更大的獎”。對彩票業研究多年的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朱彤研究員告訴記者,“這也是彩票行業不同于其他行業的獨特之處,大獎越大對彩民的誘惑就越大,帶來賭徒心理的風險就越高”。
2003年2月16日,22個省市聯網銷售的福彩雙色球開始發行,此後很快擴展到全國29個省市發行單位。由于採用全國統一銷售,2004年8月改為每周三次開獎後,獎池累計突破億元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單注彩票一等獎獎金不得超過500萬元的規定也在複式投注方式下形同虛設。以此次甘肅億元大獎為例,當期獎池累計金額已經高達1.2億元,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彩民為了博得大獎,通常會採用加倍投注的方式,一旦投中,500萬元的一等獎便可以按照注數翻倍。據統計,被稱為“中國第一彩”的雙色球彩票,至今已經創造了52個千萬富翁,僅2005年一年就造就了近千名百萬富翁。
資料顯示,除去面向全國發行的樂透型彩票福彩雙色球和體彩七星彩以外,數字型彩票福彩3D和體彩排列3也于2004年下半年實現了全國統一,中獎概率變小帶來的是大獎金額的飛漲。資料顯示,在前十大中獎彩民中,除去5位雙色球彩民外,另有4位彩民均出自七星彩、足彩、超級大樂透、江浙滬大樂透等全國或區域性聯網銷售彩票。
“跟其他行業不同,彩票業競爭越激烈對這個行業越沒有好處,即便在以自由經濟著稱的美國,也沒有這種過度競爭的情況。”朱彤研究員不無擔憂地說,“過度競爭容易導致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標,以損壞信譽為代價,而這恰恰違背了彩票業的公益初衷。”
監管滯後與部門之爭
今年7月27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國福利彩票發行20周年紀念會上,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透露,自20年前福利彩票開始發行至今年6月30日,全國累計銷售福利彩票2423億元。如果加上體育彩票12年來的累計銷售額逾1500億元,我國彩票業已經累計達到近4000億元規模。有專家預測,根據西方通行的博彩業占GDP0.5%來算,我國彩票很快便可達到年銷售額1000億元的規模。
據統計,截至2006年底,我國彩民數量超過7000萬,按照國際通行標准,約有2%的彩民屬于“問題彩民”。而根據西南某省所做的調查顯示,有超過50%的彩民購買彩票的動機是為了“一夜暴富”。“比賭徒心理更為可怕的是行業監管的滯後,每年上千億元的產業竟然到現在都無法可依,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上述業內資深人士向記者感慨道。
縱觀中國彩票20年的發展歷程,相比發行機構來說,監管機構更為撲朔迷離。從1987年到1993年,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簡稱中募委)既是福利彩票的發行機構,實際上也承擔了監管職能。由民政部發布的最早的行政規章《發行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試行辦法》中最後一條明確規定:“本辦法未盡事宜,由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補充修訂。”直到1993年體育彩票正式發行後,次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彩票市場管理禁止擅自批准發行彩票的通知》,第一次明確規定了“中國人民銀行是國務院主管彩票的機關”,我國彩票市場才有了正式的監管機構。但實際上,民政部下轄的福彩中心與體育總局下轄的體彩中心仍承擔了部分監管職能。2001年10月31日,國務院頒布了第三個彩票行業指導性文件《關于進一步規範彩票管理的通知》,明確了監管機構由中國人民銀行變為財政部,由設立在財政部綜合司下的彩票管理處具體行使。“一個處級單位監管兩個局級單位,怎麼可能落到實處?”前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彩票研究者反問道。
據朱彤研究員介紹,現在,如果一個省想推出一種彩票玩法,由省福彩中心向國家福彩中心申請,再報財政部彩票管理處備案即可,一般很容易通過。由于財政部規定50%銷售額用于返獎,上交公益金不低于35%,發行費用不得高于15%,一旦發行額度作為任務層層下壓,地方彩票發行機構就要承擔市場風險。為了轉嫁風險,一些地市彩票發行機構將發行任務承包給公司,15%的發行費成為人人緊盯的肥肉,而承包商為了賺錢,便會採用各種投機手段,西安寶馬彩票案中的造假者即是此例。
與監管機構的模糊與弱勢相呼應,直到今年12月1日在上海舉行的“2007彩票產業與公益事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副司長丁鋒才首次透露:“首部《彩票管理條例》已提上國務院議事日程,有望于明年出台。”這部十幾年前就已經開始起草的法規,一直“猶抱琵琶半遮面”,“根本原因就是部門之爭持續不斷,從‘部門彩票’向‘國家彩票’的轉變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上述業內資深人士說。-
(文中部分材料參考朱彤《我國彩票市場結構與政府監管體制改革研究》,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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