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如果沒有這十年的游歷開闊視野，可能我完成不了《七日談》

　　朱哲琴用“修行”來描繪她即將出版的新專輯《七日談》。

　　當年，《阿姐鼓》讓朱哲琴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可聚光燈閃亮之後，她卻主動選擇了逃離中心。她開始雲游世界各地，去尋找一種東西-自由。

　　人們往往對自由的理解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偏差。台下幾乎素面朝天的朱哲琴，在台上成了真正自由的精靈。7月31日，朱哲琴“樂之靈”小型音樂會在北京舉行，現場的觀眾在她的歌聲中聽到了自由的氣息。

　　副標題一：《阿姐鼓》的故事可以寫本書

　　新世紀：你在北京的“樂之靈”小型音樂會頗受好評，怎麼想到要搞這樣一場音樂會？

　　朱哲琴：這是我的一個夢想。1995年的時候，美國MTV的總裁邀請我去做一個Unplugged(不插電)現場表演，當時因為樂隊比較難實現而擱淺。所以這次演出對我來說，是夢想成真。我一直覺得我的音樂好像不太可能用一個純現場的樂隊來完成。

　　2005年，有一個特別的機緣，我在北美的代理人幫我組織了一個樂隊，一排練還不錯，我們都很喜歡對方。樂隊的幾個成員都是北美優秀的音樂家，他們覺得我的音樂與他們原來印象中的中國音樂很不一樣，他們也很喜歡我的歌，所以就希望有更多合作。

　　新世紀：那天演出之後，媒體普遍反映，你和你的樂隊在現場配和十分默契，你們在台上High，觀眾在台下High。這個樂隊的班底會堅持下去嗎？

　　朱哲琴：我想我們會。這次到北京只是一次練習，是個開始。我也很高興有機會帶他們來中國看看。排練的時候他們要求我解釋歌詞，有時候會驚訝地“啊”的一聲，但他們很容易進入到音樂里。這証明文化的差異是存在的，但需要一個契機跨越。

　　新世紀：你應該是目前唯一在國際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國歌手。當初你是怎麼被西方人知道的？

　　朱哲琴：《阿姐鼓》的故事可以寫本書。1994年，發行這張唱片的上海音像公司和台灣飛碟唱片有合作。飛碟的老總吳楚楚聽到了，覺得很震撼。當時飛碟賣給華納了，沒過多久，他就在華納唱片全球各地分公司的總裁年度會上推薦了《阿姐鼓》。那天的會已經開完了，他忽然站起來說：“我耽誤大家幾分鐘，我要播一個東西給你們聽，而且你們必須要聽！”你要知道，華納策動全球發行，必須每一個國家、地區的分公司都同意發行才可以，所以，在這樣的年會上推薦它是很好的時機。吳楚楚選了幾段放了，美國華納的總裁站起來說：“我要在美國做這張專輯。”然後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華納總裁都站起來說：“我們要做。”就這麼，《阿姐鼓》變成了一個奇跡。

　　新世紀：之前吳楚楚跟你講這個計劃了嗎？

　　朱哲琴：沒有。

　　新世紀：那你是在什麼情況下知道這個消息的？

　　朱哲琴：我是後來才知道的。1995年，他們安排這張唱片全球發行，剛好那一年的國際唱片博覽會(MIDEM)在香港舉行，MIDEM是法國戛納電影節之外的另一個著名的藝術活動，大家都聽說中國大陸有一張唱片特別厲害，結果《阿姐鼓》成了整個MIDEM最為矚目的一張唱片。

　　對于旁觀者來說，這好像是個奇跡。但對參與這張唱片的人來說，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奇跡。因為我們當時忙于制作，完成之後，並沒有預料到這個結果。最早何訓田說我們要做一張全球發行的唱片的時候，大家都說他有“盆地狂想症”，他是從四川來的。那是一個很漫長的制作過程，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想的是怎麼把這個唱片完成，沒想它是不是個奇跡。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趕快把我手上的事兒做好，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創造奇跡，我不管，我也顧不上那麼多，這是我最真實的想法。

　　到了這張唱片發行的時候，我才知道什麼叫全球發行。我記得第一站是到斯德哥爾摩，我住的酒店臨海，酒店房間里有張特別大的床，北歐那種兩張床在一起的super king size，被子軟軟的。我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第二天早上，窗子外面停了好多帆船，就在城里面。那天晚上8點的電視新聞報道，中國來了一個Dadawa(朱哲琴的英文名)。那個時候我才第一次感覺到這是全球發行，中國的音樂家到了那個地方，會成為一個新聞事件。在各地做訪問的時候，記者會問我：“作為一個中國女性，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出來？”他覺得你從事這樣的職業，自己一個人出來見人，不可思議。因為那時中國電影《紅高粱》、《菊豆》剛剛在西方出現，他們是通過這些東西來了解中國的。

　　新世紀：全球巡回做了多久？

　　朱哲琴：3個月。很意外，我走了那麼多國家和地區，最難去的竟然是台灣。

　　新世紀：在台灣的反響跟西方有什麼不同？

　　朱哲琴：非常不一樣。台灣的銷量在全球是最快有反應的，《阿姐鼓》是1995年5月初在台灣發的，吳楚楚每天都看銷售數字，到了第5天就是10萬張了。台灣很多人對西藏、對藏傳佛教比較了解，有一些音樂評論說很震撼。台灣當時的媒體像《中國時報》列數了全世界100年的10件音樂大事，《阿姐鼓》是一件。而對西方來說，很大的焦點在于政治。中國的音樂突然登陸西方，Dadawa是誰？他們很感興趣。神秘的東方文化對他們來說有很大的衝擊，他們覺得非常新鮮。還有音樂本身，西方人比較驚訝的是，原來他們以為中國的音樂就是我們所說的民樂，這些年出現的搖滾樂或流行音樂在他們眼中都是從他們那兒學來的，停留在他們六七十年代的階段。《阿姐鼓》出現了，他們覺得很特別，因此渴望去了解我們的背景，補很多課。90年代不像現在，那個時候西方對中國還沒有那麼多了解。

　　副標題二：遠離成功，雲游四方

　　新世紀：當時，你有壓力嗎？

　　朱哲琴：我沒有壓力。但是那幾年，不管到哪兒，人家都知道你是唱《阿姐鼓》的，都問你是不是西藏人。我覺得我必須要迅速地離開這些東西，這樣創作才會自由，心靈才會自由。當一種聲名和成功變成非常強勢的時候，我卻渴望一種自由。

　　新世紀：你找到這種自由了嗎？

　　朱哲琴：當然，如果沒有的話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的新唱片。在《阿姐鼓》之後的兩三年，我離開了這個強勢的背景，我沒有做什麼。我就是在旅行，拓展自己的見識。我想去看人生、看世界。

　　我只是聽從我的內心，人需要有新鮮的血液不斷進入身體，更開闊的視野才能幫助你飛翔，不然你往哪兒飛？

　　新世紀：這些年都去了哪些地方？

　　朱哲琴：開始是因為工作去歐洲，後來到北美，然後去非洲、亞洲各地，你就會看到這個世界在不同的區域呈現出不同的色彩。亞洲的人文色彩更濃鬱，在亞洲是人在決定整個社會的風貌，你在歐洲會覺得是秩序在決定。我經常看地圖，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地名，我就說我想去那兒，然後，有一天我就去了。

　　新世紀：會不會特別關注當地的音樂？

　　朱哲琴：我其實不是這樣的。我不是一個一加一等于二的人，人內心的狀態其實決定了很多東西，它是基礎，不管寫作、唱歌、攝影，都是這個基礎之上的反映。我對自己的關注更多，當我覺得自己迷茫的時候，當我覺得我的心想去飛翔的時候，我就會去，而音樂是個結果，它不是出發點。我去一個地方不是因為我要去做什麼樣的音樂。《阿姐鼓》也不是這樣的，當時我在四川學習，有很多機緣去川藏地區旅行，我就愛上了那兒的文化，我被吸引了，我走進去，音樂是它的結果。

　　新世紀：去這些地方是你一個人嗎？

　　朱哲琴：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也跟別人去。

　　新世紀：跟當地人接觸也挺重要的。

　　朱哲琴：對，我覺得其實人是基礎。如果你沒有閱歷，那些音符只能是虛的東西，你可能從這兒拿一塊那兒拿一塊，但你自己不產生音樂，這是有很大區別的。就像有些人會摘取不同的理論，但他自己沒有理論，但有些人身體力行再產生理論，比如釋加牟尼，這是他獨特的東西。人要生活，是要有夢想的，這比什麼都重要。

　　新世紀：怎麼和當地人交流溝通？

　　朱哲琴：我的法寶，就是open your heart(打開你的心靈)，我從未覺得和什麼地方格格不入過。我到一個地方就是想去欣賞那個地方，進入那個地方。有些人很喜歡旅行，但好不容易踏出家門到了那個地方，又會抱怨沒中餐，這個不習慣，那個不適應，如果你要找你熟悉的東西，那你出來幹什麼？

　　新世紀：當地人也很open？

　　朱哲琴：我在印度是一個人，後來，印度火車站的小流氓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們給我東西吃，幫助我照看行李，帶我去玩。我去所有的地方，沒有遇到過任何不友善的人。可能是因為我看他們的時候從來不防備，我從來沒有防備過對方。

　　新世紀：那你不怕嗎，比如印度小偷挺多的？

　　朱哲琴：我覺得他要就給他吧(笑)。其實，當你不設想你有一個敵人的時候，敵人就不存在了。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朋友說藏漢矛盾很尖銳，會被吐口水。所以去之前在成都我被人家打扮得特別怪，特難看，戴一個毛線帽、穿七十多歲老太太穿的棉被心，說這樣比較安全。但我去了以後，完全不是說的那樣，西藏的每個人都那麼好，我在那兒結下很深的友誼。你把別人當朋友的時候，別人就會當你是朋友。

　　新世紀：1997年到現在，10年沒有出唱片了，你就是在觀察人、觀察世界？

　　朱哲琴：我對現在擁有的一切抱有懷疑，我懷疑所謂的“標准”，比如成功的標准。一旦拜金主義成為價值的衡量標准，我就會懷疑這些東西。我覺得我自己要建造一個自己的世界。我來到這個世界上不是我選擇的，但是我既然來了，就要為自己建造一個這樣的世界。可能你希望的世界和實際的不一樣，這沒有關系，這是正常的，但你自己是一個有手有腳的健康人，你可以建造自己的生活。這10年我過著自己的生活，如果不出唱片我仍然會這樣。

　　新世紀：在北京的時間多嗎？

　　朱哲琴：這些年，我在台灣住了3年，上海、北京住了兩年，北美住了3年。這中間不斷旅行。

　　副標題三：在現實與宗教之間

　　新世紀：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你怎麼看待這種變化？

　　朱哲琴：全世界很少有國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經濟飛速發展，這讓全世界大吃一驚。中國近百年經歷了太多變遷，西方侵略、政權變遷、內亂，這對中國老百姓的承受力來說是極大的考驗。我跟西方人聊過，他們就說中國人太厲害了，能承受那麼多變遷。我在印度看到它同樣是個發展中國家，但它一邊有科技文明，電子技術發展很快，但另外一邊，它的信仰沒變，整個社會的秩序和它的宗教與文化都沒怎麼變。中國的古跡都是圈起來的，味道已經不純正，但印度的古跡是用衝鋒槍保衛的。你在印度可能會看到街上很髒亂，但它內在的秩序非常和諧，它的文明沒有被破壞掉，沒有嚴重的斷裂。

　　新世紀：你現在和宗教的關系是怎樣的？

　　朱哲琴：我去一個城市，我會去那里所有的廟宇，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佛教的、猶太教的……不知為什麼，我每次經過這樣的廟宇，聽到傳出的祈禱聲，我都會非常感動。我不是任何一個教的信徒，但我內心可能還是對佛教比較親近。我自己對佛教的理論比較清楚，但我不會成為教徒。任何一個宗教成為一個教派的時候，就是社會秩序的體現了，它的含義已經大于宗教本身要傳達的了。

　　新世紀：你會去讀宗教方面的一些書嗎？

　　朱哲琴：我會讀。只要感興趣就會看，前一陣去喀什米爾，我就在讀《古蘭經》。在台灣的時候，有機會跟蔡志忠成為非常好的朋友，他做過很多中國經典的漫畫系列。我進入廟宇，聆聽祈禱的聲音，但我站在那兒關注的不是神，我看的是人。我聽到祈禱聲的時候，心中有種奇特的感情。當我看到那麼多人虔心祈禱，就像一個孩子站在大人面前說“求你拯救我，洗去我的罪孽”的時候，我對人產生了無限的關愛。

　　新世紀：怎樣看待西方對中國的誤讀？

　　朱哲琴：這是難免的，比如我們看中東，我們會看到中東衝突，沒有一個人會去關心中東一個面包房的老板怎麼烤面包，面包是用什麼配方。這就是不了解，它是距離產生的。有一次在法國，有記者提了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我當時站起來跟他說，我告訴你們，我是一個獨立的音樂家，我說我要你們知道，中國的音樂走向世界，你們的目光應該對音樂投入更多的關懷和關照，不然的話，中國音樂永遠受不到公正的待遇，在這種政治的背景之下，根本談不上音樂，所以我不回答。

　　副標題四：感悟哲思與智慧

　　新世紀：8月底要出的《七日談》用了“泛亞洲音樂”的說法？

　　朱哲琴：“泛亞洲”指的是我們這一次使用的音樂語言，比較多是亞洲元素，比如亞洲的打擊樂、吹管、彈撥，而且何訓田對于中樂的運用相當精妙，那種結合是沒有界限的，內在的連接非常精妙。

　　新世紀：這10年的歷程，剛好通過這一張唱片表達？

　　朱哲琴：我用了一個詞叫“修行”，跟宗教沒有關系，是作為一個人必經的過程，如果沒有這10年的游歷開闊視野，可能我完成不了這張《七日談》。這張專輯的格局在西方公認歷法七天的基礎之上建立，但每一天感悟的東西都有非常深的東方哲思和智慧，而且這種感悟是全世界每一個人都要遇到的。

　　(本刊實習記者 鄧力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