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記者/王睿 本刊記者/張雄

　　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一個出色的學者，一個極其熱愛生活的人，他選擇了自殺

　　“他是喜歡輕松樂觀的人”。12月13日，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第一會議室，楊慧林院長按照余虹的風格，選擇了座談形式的追思會。

　　追思

　　親友弟子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有人坐在地上，許多人站在門口。這個屋子，2002年他剛到人大不久時曾在其中座談。“今天我們5年之後又到這兒，沒想到是在這麼一個背景下……”《文藝研究》的總編方寧泣不成聲。

　　“他是那麼優秀的一個人，中國的學界少了一位本來可以走向大師地位的學者。我相信在座的每位朋友都和余虹有過種種約定，余虹有很多想法，他可能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下去，但是中斷了，這是千古遺憾。”

　　50歲生日那天拍的照片沒給他看過，找他較量乒乓球還沒來得及，等著交流論文卻見不到人。學生們眼中的余老師一向言出必行，這次卻食言了。

　　好友楊小彥說余虹要選十個畫家，出一本《十畫家書》，已經寫了三個。“好像也是剛剛過去的事情，在尚揚老師家里，余虹看著我，說小彥你下次到北京來一定到我這兒，就住在我家。我說好。”早年學過美術、畫過油畫的余虹與藝術界來往甚密。幾個月前，楊小彥還帶他去見了一個重要的畫家，三個人在畫室里討論藝術。

　　他離去當天，北京的幾個好友去看。“一下午都在想他的音容笑貌，‘音容笑貌’這四個字可能比所謂哲學思想更深刻。他真是一個活生生的學者，他沒有那麼多酸文假醋的東西，沒有那麼多裝模作樣的東西。所以今天我們這麼多人舍不得他走。”清華大學的肖鷹說話間情緒便失控。

　　“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眼睛，里面好像有很多想法，他是一個非常有激情的人。”“我總在想這要是其他場合，他在場，會是什麼樣子？”

　　“微笑是他最主要的表情。講課講到高興的時候，比如談到福柯，那個表情，那種興高採烈，太可愛了，非常有感染力。”學生回憶道。

　　他經常提到福柯對死亡的迷戀，對危險的體驗。“自殺並非取消世界或我自己的一種方式”，而是一種“重新發現在其中為自己創造世界的那個原初時刻”的方式。

　　12月5日正午，他從居住的那幢樓的十樓縱身一躍。

　　完美主義者余虹

　　正值知天命之年的余虹在離去前留下了一封遺書，這封留給他在人大最好的朋友──人大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教授的信中寫道，他在人大的工作經歷是“最有意義的幾年”，他將全部藏書“捐給文學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時，表示 “如果有來世，願一起工作”。

　　“我寧願他什麼都不要寫。”楊慧林告訴《新世紀周刊》，“他在做這樣的事情之前，還在為我們想著很多東西，真的讓我們很難受。我也很清楚，如果他不這樣寫的話，社會上各種猜測會更多，所以他太明白了。余虹最後真的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自己覺得都很難承受。”

　　這是余虹的風格。在周圍人的眼里，講究細節的余虹是個極熱愛生活的人。

　　他的侄兒余向東說：他經歷豐富，聰明，刻苦，堅毅，一向是我們心中的精神偶像。學習出類拔萃，多才多藝，曾懸秤砣練書法，畫得一手好畫，曾在輪船上憑一支鉛筆畫像賺路費，燒得一手好菜，甚至還曾練過讓我神往不已的鐵頭碎磚的硬功夫。

　　學生說：他的穿著看起來很隨意，但都是很講究的。大家所熟悉的那頂帽子,是他精心挑選的,非常喜歡,有一次去台灣講學,不小心丟在出租車上,他還托朋友費盡周折找到,寄回來。

　　兒子余川說：我去美國之前他擔心我在那邊吃不好，一個晚上他給我寫了一個很詳細的菜單，里面講述了很多家常菜的配料和烹飪的方法，希望我在美國學會做飯，還說明年來美國最希望的就是吃到我做的菜。當時我還在心里叫他迂腐，因為這些東西不是在網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嗎？可是我學會了做飯，他再也吃不到我做的菜了。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陶東風說，余虹活得很累，他要讓生活模仿藝術，要按照美的理念活著。他對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都進行精心安排，家里的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物件都放在應該放的地方。在幫我搞裝修時，他對于細節的這種苛求常常讓我這個房主深感不安的同時也不勝其煩。我是一個湊合的人，余虹不是。

　　“他很會生活，而且過得有滋有味，特講究。”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告訴《新世紀周刊》，她亦是余虹的圈內好友。崔衛平提到一個細節：今年9月14日，那天北京下了一整天大雨，大家在一起看紀錄片。中午到了飯點，主辦方特別熱情地為大家提供了面包、水、點心，這樣大家就不用出那個樓了，因為下雨。“他不，不能用面包隨便對付的，他一定要出去吃飯，這是他的性格。”

　　很多朋友都到余虹在世紀城的家里作過客。“那房子170多平米，估計能值300多萬，差不多是世紀城最好的房子。”同校的老師仍不忘在追思會上對他的大房子表示羨慕。余虹像一個藝術家一樣，自己買材料，自己設計，自己裝修。他精心挑選一切家具，細致到沙發上的靠墊、坐墊，桌子上墊杯子、水果盤的墊子。朋友到他家里去，他驕傲地說：這漆都是我自己調的，你們看。

　　“家里裝飾得非常好，只是廚房看上去冷清了一些。”崔衛平說，“可能是因為沒有女主人。”

　　余虹曾經歷過兩次並不成功的婚姻。首任妻子在十幾年前與其離婚，兒子跟了母親。大約兩年前，第二任妻子也離他而去。

　　“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個非常完美的人。”學生如是說。余虹自己也並不否認他的完美主義情結。有一次講座，余虹開場第一句話就是：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在文學院里，幾乎沒有人認為余虹死于工作的壓力或對社會不滿。“他是楊院長從上海挖過來的，而且他跟大家的關系都很好。學術上他也很領先，是他們文藝學學科的帶頭人。”文學院的一位老師說。

　　“外面有人說是不是高校里面教師壓力很大，科研任務太重。實際上那個科研任務對于一個智力正常的人而言，都不是太大的問題。”楊慧林說，教授的科研有一個考核，比如要達到18分就算合格，“余虹是能夠達到100分的那種人。”

　　對于外界關于余虹因哲學難題困擾而選擇自殺的猜測，楊慧林認為多少有一點“過度闡釋”。“他沒有什麼想不開的，甚至可以說非常想得開。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有人說他要告別這個不幹淨的世界，我就說他作為人文科學的一個思想者，怎麼會覺得世界是幹淨的呢？而且他怎會期待世界一定要那樣幹淨呢？世界就是世界，他不會那樣想的。維特根斯坦有一句話說得非常清楚：世界的意義在于世界之外，這是我跟他討論過多次的問題。這個問題太簡單了，完全沒有必要用一個行動來表明某種立場或態度。”

　　最後一個月

　　很多人在追思會上說，如果在余虹離去前的那些天，多給他一些關心，給他打打電話規勸一下，也許他就不會這樣。 “我們這些朋友相互之間的關心、交流太少。” “非常內疚，應該不跟他約就直接去找他。”

　　不過在事發前的幾個月，交際甚廣的余虹並沒有被朋友們遺忘。只是，他拒絕了外界的關心。

　　“他今年秋天的電話經常打了不接，後來忙來忙去也就沒有打。”劉俐俐教授是追思會上發言的唯一女性，“可能我是一個女人，我總想，為什麼他不跟大家說一說呢。”

　　“這是一種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崔衛平說。“但是居然沒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

　　完美主義者余虹是個樂觀的人，而且樂于助人。“我們有問題時都去找他，他會開導我們：一切都會過去的。他會拿他以前的坎坷經歷跟我們說。”學生說，“他很關心別人，但別人過去關心他，他卻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他是一個內心很驕傲的人。”

　　曾跟余虹住上下鋪的同學說，讀研的時候他的睡眠就不是很好。“因為看書想問題，會想得很深，沉迷在里面。有時會影響日常生活的規律。”楊慧林也承認，幹文學這行“多少有些生活不規律，余虹工作起來非常投入。”

　　多年日積月累，余虹落下了兩大病根：失眠和胃病。“今年10月初的時候還挺正常，寫了很多論文。後來突然就不行了。那會兒我還跟他開玩笑：吃不下去你就吃，睡得不好你就睡，他說你這樣說，說明你還能吃能睡，我是真的不行了。” 楊慧林說。

　　“事實上他也一直非常積極地在治療，托人找中藥西藥。”楊慧林介紹說，在事發前余虹還計劃去海南療養。

　　余虹的學生回憶了他最後一個月的講課狀況：

　　他休息了一段時間，最後一個月里講了兩次。第一次講的時候還很精神，第二次沒有力氣，就讓同學自己來講，他來點評幾句，說我今天說這幾句話都感覺很累。以後等我有精神了，我多給你們講一些。當時我們就很期待。11月中旬以後就停課了。

　　“余虹是個性很要強的人。前幾天我們兩人分別要寫篇重要的報告，臨截稿前一天，余虹打電話給我，說他寫不出來了，讓我幫忙寫完。我拿過來一看才發現他寫了不到三分之一。其實寫那東西對他沒什麼難度──不是什麼論文，只是他們學科的一個發展規劃，他沒有做完。這在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情況，因為他的工作狀態一直是很好的。”楊慧林說，“後來我幫他做完，傳給他看。他說看書都不行了，坐在電腦前腦子也不轉，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在余虹去世前幾天，同院老師楊恆達曾跟楊慧林一起去看望他。楊恆達回憶說，當時余的精神狀態很不好。他說一個多月一直沒睡好，吃安眠藥也睡不著。而且他說散步時也感覺很冷，“可能也是身體比較虛吧。”

　　“我覺得這個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折磨，他習慣于不斷做事的狀態。倒不是病本身有多嚴重的問題。”楊慧林說。

　　“我們都自以為自己很強，別人也都以為我們很強，但其實人都是無比脆弱的，有些人則更加脆弱。”崔衛平認為對余虹來說，能克服很多別人難以克服的困難，事業上交際上都可以游刃有余。“但是身體出了問題，這不是意志上能夠克服的。比如失眠嚴重，人在面對這樣問題時會比較脆弱。在這一點上，可能會觸動全身。”

　　靈異事件

　　在余虹的追思會上，他在文學院的同事王以培老師講了一個跟余虹有關的靈異事件：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告訴余虹老師，一直沒有機會說。我跟余老師不熟，但是有緣分的是我跟余老師原來共用一個信箱。有一次我們共用信箱的鑰匙丟了，我就跟余老師說：“余老師我的鑰匙丟了，你能不能幫我配一把？”余老師說：“好啊好啊！”我以為他沒在意就忘了這個事。結果第二次見到他，他就幫我把這個鑰匙配好了，是一把很精致的銅鑰匙。

　　我想告訴余老師的，就是他給我配的這把銅鑰匙，居然正好能開我們家的電梯。我家住18層，電梯晚上12點以後就關了，我經常回去很晚，就用這個鑰匙上去了。我原來也試過自己的信箱鑰匙，開不了電梯的。可是就在前兩天，一點不開玩笑，在開電梯的時候這把鑰匙突然就斷了。我一直想對余老師說這件事情，但是很遺憾一直沒有說出來。我會把這把鑰匙永久保存。

　　這個有著靈怪色彩的故事聽起來有些讓人脊背發涼：余虹似乎仍在以一種獨有的方式與這個世界交流。只是，他縱身一躍背後的動機謎團，就好比那把折斷的銅鑰匙，永遠無法複原。

　　“自殺不易，活著更難”

　　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而且大多為女性。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種活。(余虹最後一篇博客文章《一個人的百年》)

　　余虹

　　余虹(1957.2.15─2007.12.5)，生于四川。文學博士。暨南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專業，比較文藝學方向博士。複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文藝學專業博士後。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為比較文藝學。

　　主要著作有《思與詩的對話──海德格爾詩學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三聯書店1999年版)，譯著有《海德格爾論尼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海德格爾詩學文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