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家裡，目光所及，最多的東西是書。書架見縫插針地豎立在書房、客廳、臥室甚至過道上，“專業書蟲”的綽號果然名不虛傳。

　　打開“專業書蟲”自己寫的書，個人的經歷、成長的故事、愛恨情仇的種種分佈在文章的各個角落裡。

　　他的時間表經常都是排得滿滿的，滿得讓人懷疑他哪來的時間看書。比如這一天，3月27日，上午接受採訪，然後午飯也沒吃就趕到香港大學一場“兩岸關係何時了——從台灣政治風氣剖析台海關係”的演講做嘉賓，講罷又立即驅車回香港城市大學——他目前供職的學校——開會去，然後是見自己的醫生，晚上又有幾個朋友約了吃飯……

　　不過，生活的忙碌並沒有成為他不看書的借口，二十多年來，他堅持每天讀書、記日記。從少年老成到中年感慨，這個香港才子絲絲點點計算著自己生命的每一寸腳步，再通過文字兜兜轉轉表達出來。人到中年的他，身上有著一些既矛盾又統一的東西，既有江湖味又有書生氣，就算幾年前擔任《鏘鏘三人行》嘉賓之後收穫眾多女粉絲，有時也免不了感歎“中年是一碗失去藥效的廿四味，無論是傾盡或細嘗，都是難以下嚥”。

　　崇拜李敖

　　李歐梵在給馬家輝的影評集《江湖有事》所做的序言中說：“香港文化人的『英雄榜』中鮮有人像馬家輝一樣，可以港台雙棲、經驗豐富，既可在九龍城『方榮記』品嚐火鍋，聽他的父字輩話說當年，又能夠在台灣打彈子，享受『敲桿』之樂——即使他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能把侯孝賢和楊德昌的『少年往事』描述得如此入木三分的香港評論家，我看除了馬家輝之外，不作第二人想。”

　　“港台雙棲”的由頭是李敖。那一年，馬家輝19歲，迷上了李敖的文章，立志在21歲之前寫一本研究李敖的著作，於是離港入台，來到台灣大學讀心理系。

　　李敖研究的出版比原來的計劃推遲了一年。《消滅李敖，還是被李敖消滅》在他讀大二的那一年出版了，成為1980年代台灣青年學子爭相討論的暢銷書。

　　比出書更振奮的是認識了李敖。大二下學期的時候，一老一少已經成為朋友，李敖曾經對當時的“小馬”說：“胡適曾對我說：『李敖，你比胡適更瞭解胡適。』現在我也對你說：『馬家輝，你比李敖更瞭解李敖。』”

　　那時候的馬家輝，經常到金蘭大廈李敖家裡，一邊幫忙整理剪報，一邊聆聽李敖笑傲江湖。年輕的馬家輝心高氣傲，在大學裡和同學的關係並不是很好，反而和李敖等一班老江湖成為好友，因為“他們年紀大，能容忍年輕人的傲氣”。

　　1997年，李敖出版的回憶錄中，把馬家輝的名字列入了他的生平所交好友名單。對於自己偶像的認可，馬家輝公開承認：“這便是我自認的一生最大成就。”

　　畢業之後，除了在廣告公司擔任創意文案的短暫工作，以及中途到芝加哥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讀碩讀博之外，他的工作就與媒體分不開了。

　　在台灣錦繡出版社《大地地理雜誌》擔任旅行記者的日子是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一段時光。投資者有大志又捨得花錢，所以，他便背起行囊和攝影記者一起穿梭於泰國、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在一個國家一呆就是半年，探索風土人情。“回來只要寫個兩千字的稿子，太爽了。可惜後來雜誌倒閉了。”後來他替台灣華視到大陸拍攝節目《海棠風情》，又在大陸各地漫遊，見識各種山水傳奇。

　　1997年1月，馬家輝和妻兒還住在台北大直。春節前的一個晚上，一家人散完步回家，電話響起，是台灣著名報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創辦人高信疆先生從香港打來，高先生在電話那頭說，“你一個香港人，在台灣幹嗎啊，來《明報》工作吧。”隔天早上，他便坐上了返港的飛機，結束在台灣的生活，到《明報》任副總編輯。

　　差點跟舒淇演對手戲

　　專欄作家毛尖講過一個故事，叫“馬家輝的抉擇”：“江湖傳說馬家輝當年有過一次痛苦的抉擇。兩件好事同時降臨：一是和舒淇演對手戲，一是主持龍應台的演講。實在決斷不下，他去徵詢朋友意見。朋友都說：那還用問嗎？！馬家輝誤會了朋友的凜然正氣，去主持演講了，多年以後大家還在替他惋惜，否則，今天《色·戒》真沒梁朝偉什麼事。”

　　馬家輝證實，陳可辛導演是曾經找過他，演一個教授，和舒淇演對手戲，不過是他自己決定去主持龍應台的演講，因為那是他和徐克一起辦的一個活動。

　　除了電影夢，還有一個是很多少年都有的“黑社會夢”。香港電影《蠱惑仔》裡面的紋身少年們喋血廝殺經常發生的地點灣仔，就是馬家輝成長的地方。小時候，他在大排檔吃早餐的時候，“忽見一人拔足狂奔，後面有人持刀追斬，男子終於身中多刀，那股噴射出來的血腥掩蓋了我手裡的那杯咖啡香”。

　　他有一個舅舅是癮君子，小時候就曾目睹舅舅毒癮發作，索錢不遂，拿刀斫殺其父。他曾在另一位沒有毒癮卻有賭癮的舅舅的洋服店打工，每晚都看到洋水手和土吧女攬腰走過。那種帶有黑社會特徵的詭異氛圍給他帶來神秘的亢奮，慘綠的童年經歷讓他常常幻想自己也身在黑社會。他在黑社會電影裡寄托少年時代的“理想”，最愛背誦的詩句是“為女死，為女亡，為女走入雜差房”。可惜個子長得不高，又瘦又白又深度近視，終究與黑社會無緣。

　　因為父親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孩子半夜醒來時，總會見到父親做版回來，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後來選擇了走進媒體圈，到現在進了學院大門，“整天要裝假道學”。

　　不過，他的“黑社會夢”依舊沒有泯滅。“香港的大學教授在連續工作6年後，會有一整年的帶薪假期，我有時在想，不如用一年的時間去做一個『泊車佬』，就是黑幫電影經常有的車庫看車的那個角色，很酷啊，又可以不要用腦，多好啊。”說完一臉的壞笑。

　　做大格局副刊

　　到了《明報》後，馬家輝創辦了“世紀”人文副刊，一改之前香港報紙副刊上充斥飲食男女市井八卦的“豆腐塊”專欄的小格局，拉大篇幅刊登名家文章，每天有一大塊的3000字長文，選題囊括古今中外，視野遍及內地港台。他約請名人大家寫連載文章，做出香港報紙裡的“大格局”副刊。

　　1998年，他回歸學院，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任助理主任，負責安排校內公選課，但自己不上課，反倒是在香港大學開了課。其他時間仍未脫離媒體的工作，依然兼任《明報》世紀版的創意顧問，依然為這個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掌舵。有時候，還要參加電視台的節目錄製；每週在香港電台還有兩次節目，每次清談一個小時；《明報》上的專欄每天都準時與讀者見面……

　　“寫那麼多，累不累？”

　　“倒不會，文化人平常總有很多想法，把這些寫下來就可以。不過，就算是五六百字的專欄，都是很講技巧的，因為要在這麼小的篇幅裡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或者表達一個觀點，其實很難的。我現在寫專欄有一個策略，週一週二大家精神比較好的時候討論一些嚴肅沉重點的話題，週三週四講一些相對好玩的觀點，到了週末大家都休息的時候，就會寫一些小故事小笑話。”

　　學者、傳媒人、編輯、客串主持，在眾多的身份頭銜中，馬家輝自己最看重的是“作家”。他無論寫哪種文章，從來都穿插著對文學、文化、政治的論述及個人的回憶。在關於天星碼頭的社論文章裡，他用碼頭銅鐘的擬人口吻與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對話，這是他有意識嘗試的方向，一方面用文學化的筆調來描述政治文化中的強硬與弔詭，一方面又讓一時性的昨日事成為可以流傳下來的文學。